静火有言
（一）
胡锦涛〔1〕曾代表中央表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2〕
但实际上，三十年来，掌握了话语权的修正主义右派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肆意地猖狂地无耻地抹黑诋毁文革，而一些意图推翻共产党和公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加入了反毛的大合唱，于是各种报刊影视小说等思想领域，大量充斥着文革和毛泽东的谎言：
1、红卫兵比日本鬼子还坏的谎言
2、刘少奇有病不给治，被迫害致死的谎言
3、大批老干部被迫害致死的谎言
4、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谎言
5、文革闭关锁国的谎言
6、文革是十年动乱灾难浩劫内战闹剧的谎言
7、周恩来也反对文革，文革是毛泽东一人的文革的谎言
许多朋友已经驳斥了这七个谎言，但他们还会造出七十个、七百个谎言，比如，“毛泽东的稿费在文革中达到亿元”的谎言，比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谎言，甚至“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窃取胡乔木”的谎言，够了！我明白了，他们和毛泽东之间是阶级仇，他们知道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的魂，只有彻底否定人民领袖毛泽东，让人民失去指导自己斗争的理论——毛主义，他们才好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他们才好为所欲为地压迫人民。因此，只有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谎言才没有市场，才会有更多的人和他们斗争，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唤醒人民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也是老朽编写本卷的一个目的。
铺天盖地的反毛非毛宣传是无法蒙蔽广大人民的眼睛的，但确实给一些小孩洗了脑，比如袁腾飞（七二年出生，在其九岁到十八岁的年龄段被反毛宣传洗脑），而其本人又不学无术，终于变成了一个垃圾文人。
尽管如此，连最死硬的反毛狗分子茅于轼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3〕也就是说，如果全国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拥护毛主席的政治家会当选，这难道不是民意吗？
（二）
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非毛”、“唯生产力论”加“不争论”，即是后来大肆鼓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生产力论的根本思想不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治国标准，而是以经济数字为标准，一切为了提高GDP，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为了提高GDP，可以将宝贵的有限的资源贱卖给外国资本家，可以将国企卖给个人，可以不顾环境污染，可以再现黄赌毒，可以贪污，可以受贿，可以把人民的命用二十万来标价，挖煤矿的时候人不过是二十万的设备，死一个就赔二十万，然后继续挖。
而最能体现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就是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本来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之前国际三个人权会议〔4〕都通过宣言，确认“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任何政府和组织不能剥夺人民的生育权。
但修正主义右派为了反毛非毛，散布“中国贫穷的根源在于人口多、分母大，而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人口之争以及‘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激增，所以毛泽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制造者”等歪理邪说，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反动文人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说，由于在五十年代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致使中国人口多增了三亿，拉开了非毛的序幕，这个谎言直到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才由中央文献室曹前发写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说之历史误读》正面斥之为“谬误”，可惜已经流毒三十年矣。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标志着修正主义势力已经全面夺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制定政策的权力，改革开放由此开始，此后强计生在“不争论”的口号下野蛮推行，致使我中华民族四亿子孙无法来到这个世界，八亿父母受到最耻辱的迫害，公职被开除，房屋被扒倒，家里值钱的东西被抄走，人被抓走强行阉割结扎，而后来的结果表明，无论男女结扎十年后必将失去性能力，多少大月份的婴儿被打上毒针然后引出体外，哇哇哭声不断，对母亲对婴儿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啊，老朽亲眼见过计生委的打手进农村抓人，把全村符合条件的男子全部抓走结扎，这是多么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罪行啊，希特勒推行灭绝犹太人计划毕竟是针对外国外族，南非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毕竟不伤及人命，而强计生却是针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子孙，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天啊，我怎么生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年代！而计生委的刽子手们，却把杀戮婴儿消灭子孙当成了自己的功绩，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计生委的副主任赵白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竟然说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少出生了四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四点五七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十八点三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人怎能如此无耻！！！
强制计划生育在理论上是无知、愚蠢和荒谬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田雪原发表长篇论文《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九八〇年，新华社公布了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二〇五〇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四十亿。这是一个草率的、机械的、愚蠢的结论，用两个月时间怎么就能论证了中国百年的人口呢？宋健和田雪原等人正是中国一九八〇年开始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总设计师”。他们所谓的“现代科学”就是设计数学模型，算中国有多少耕地资源、多少别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养活多少人，由此决定中国的“最适人口”是几个亿（七亿、五亿、三亿的说法都有），他们荒谬地认为，“公民的生育权利是政府恩赐的”，为此中国必须实行生育率管制减少多少人口以达到这个“最适人口”。他们从不去调查真实世界约束人的行为的种种局限条件，而太急于搞社会工程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但实际上这四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部出现了，而且形成了大灾难。易富贤的研究（《大国空窠——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充分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宋健和田雪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是野蛮的：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198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严格控制”加上“坚决杜绝”是多么野蛮啊，由于强计生违反人性和人权，必然受到人民的抵制，计生部门主要、经常依靠暴力或其他强制措施推行，手段包括强迫体检、上环、结扎、堕胎、处死活体娩出（通常是大月份甚至是足月引产）的婴儿、巨额罚款（社会抚养费）、抢夺财产、殴打、抄家、坐黑牢（办学习班）、不给上户口、开除公职、学籍、军籍等等。超越人性底线的种种暴力计生事件层出不穷，如孕妇在街上被抓走做流产顶替他人流产名额，计生对象逃走抓捕其亲属、邻居，姐姐逃走就结扎妹妹，哥哥违规扒弟弟的房子等等，法院不愿、不能、不敢受理计生案件。王鑫海博士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十宗罪》充分揭露了他们的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计生委。
强制计划生育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私生活权是个人最根本的权利，是人格尊严的最后屏障。一个没有多少权利意识的人，可以对没有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利无动于衷。但是当政府或他人损坏他的健康、毁损他的名誉、暴露他的隐私、闯入家中拿走他的财产、抱走他的孩子、抢走他的妻子的时候，当政府或他人用绳子五花大绑把她抓去绝育或堕胎的时候；他（她）只要不是个白痴，就无不感到铭心刻骨的痛苦。这种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对许多人来说可以彻底摧毁他的人格尊严和道德观念，使他（她）相信“人对人是狼”的性恶论，从而在没有现实危险的时候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益。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生育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会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一个民族的素质低可以慢慢的提高，但如果一个民族多数人没有了人性，没有对自由的向往才是最最可怕的。
其二，强计生导致了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据统计，二〇〇七年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一点四三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二〇三〇年到来，届时需要抚养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同时，新生人口严重不足，农村中小学的生源严重短缺，很多学校已经被迫合并或关闭。强计生造成劳动力短缺，养老金陷入困境，整个民族面临崩溃的危险，想一想，两个独生子女夫妻怎么能扶养一个孩子和赡养各自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共九个人呢，家庭势必崩溃，家庭的崩溃势必引起社会的崩溃，因为全中国的所有老人必须靠全中国的所有年轻人来共同养老，由于独生子女比例高和适龄青年逐渐减少，同时会出现征兵难的情况，独生子从小受溺爱，娇生惯养，怎么能打仗？于是，民族也就崩溃了。
其三，强计生造成性别失调，据二〇〇七年二月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我国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五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100。再过十多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几千万光棍。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四，强计生造成中国的主题民族汉族在各地人口比例下降，严重弱化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少数民族占优后的地区必然发生分裂主义运动，现在的西藏和新疆就出现了这种恶果。
其五，强计生对家庭伦理的摧残是致命的，人的社会情感，主要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而亲情又包括父母儿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还有与叔、伯、姑、舅、姨之间的亲情，以及由这些关系衍生出的堂兄妹、表兄妹之间的亲情乃至更大范围的亲情。而现在因独生子女家庭居多，堂亲、表亲这些层次都逐渐弱化或者断绝，这种人伦的缺陷必将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总之，强制计划生育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最无知最荒谬最残忍最野蛮最专制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最黑暗的一页。
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政策都和强计生类似，像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就业改革等等，都是决于仓促，行于专制，收于罪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强计生开始，必将以强计生被废除而结束。
（三）
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是严重对立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文革革的是官，改革改的是民，请看：
1、文革实行大民主，七五年宪法规定“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改革搞“垂帘听政”，搞“不争论”，八二年宪法删去了“四大”权利和“罢工”自由，并且在八九年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这部只有三十六条条文的法律，竟有三分之二的条文是约束公民权利的行使，使用了十三个“不得”，根本就是反游行示威法，此后，中国再无真正的游行示威、言论自由。
2、文革中“各级干部都要参加劳动”，勤政清廉，极少贪污；改革中各级干部都是官老爷，腐败糜烂，极少清廉。
3、文革中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中废除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完全倒退到了封建社会，断送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4、文革中城市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当家作主，没有失业、养老、教育、医疗的忧虑；改革中进行了私有化改造，能卖的卖，能送的送，到最后九千万工人下岗，公有制奄奄一息。
5、文革中处处为工农兵着想，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公费医疗，药品大降价，福利分房；改革中搞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住房市场化，终于引来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
6、“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等方面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后来倒了过来，中国变成了守势，美国变成了攻势。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领先于美国。不仅领先于美国，甚至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毛泽东时代时的谈话）
对这一点，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就看透了，准确地把邓小平定位在“走资派”，邓小平虽然多次表示“永不翻案”，但他一直怀着报复的心态想否定文革的，等他把华国锋逼下台后，就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清理了所谓的“三种人”，所有的政策都与文革对着干，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5〕，提出：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不想再比较文革和改革，因为红和白很好区分，我只想问，改革开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我们先看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下面我提供一个资料，据新华社举办的国内经济权威报纸《经济参考报》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国内各大网站均予转载，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二〇〇七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按照邓小平的标准和新华社公布的事实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失败了，改革开放是一条邪路，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四）
文革十年是思想空前解放的十年，文革使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追求公正，追求平等，追求社会正义和自由，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从此后，谁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就不得人心，谁想剥削别人压迫别人就会被打倒。
文革十年是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十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毛主义成为人民手中的利器，反对官僚主义、官僚特权、等级差别，打击贪污腐败、腐化没落，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
文革十年是民生辉煌的十年，实现了教育革命，改革了从学制、教材到升学、考试等一系列旧的教育制度。打破了教育战线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落实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类各级学校不收学费或只收极少的课本费、杂费，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不仅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上得起学。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大学，成立了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教育真正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中。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广大农村涌现出一大批“赤脚医生”，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文革十年是社会风气高尚的十年，以八个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工农兵真正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了舞台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他们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与劳动风采，成为了被讴歌的主题。千百年来，文学艺术领域这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世袭的领地，史无前例地为工农兵所占领。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社会风气良好，新人新事辈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沉疴痼疾，在我们的社会里基本绝迹。
文革十年是政治清明干部清廉的十年，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识别能力。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政权。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坚实基础，社会秩序稳定，犯罪率极低，人民安居乐业，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文革十年是经济辉煌的十年：
1、农业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一九七六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七倍和六十六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四点九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二点一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二点一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四点七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三点三倍；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千八百三十六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一。
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一九七六年我国原油产量为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七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一九七三年从国外引进十三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三百五十七万吨，尿素五百八十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长寿等地安装建设。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一九七〇年七月，建成了全长八百九十公里的焦枝线。一九七一年，全程一千〇八十五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二百〇九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继续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还建了通（县）坨（子头）线。全长六千七百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一九五九年动工，一九六八年胜利建成。此外，一九七四年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邮电通讯方面，一九七六年建成全长一千七百多公里的中间轴一千八百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4、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继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国第一次实验发射核导弹成功。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按预定计划回收所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一九七二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百分之二十左右。
文革十年是外交辉煌的十年，一九七一年十月，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而宣告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我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到一九七六年底，和我国建交的国家由一九六五年底的四十九个增加到了一百一十一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文革十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年里发展又好又快的十年，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五）
老朽采集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部分以中央名义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文集》〔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毛泽东论教育革命》〔8〕、《毛泽东外交文选》〔9〕、《毛泽东传（1949—1976）》〔10〕、《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1〕、文革中传达下发的文件、全部的《人民日报》（1966—1976）；一部分没有公开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思想万岁》〔12〕；本卷所选文件，公开发表的都按原貌收入，没有正式发表的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最后，声明一下，由于老朽年老眼花，时间也不充分，对编辑这样一部重大题材的选集难免有所偏差，希望广大网友理解。我会根据今后获得的资料和朋友们的意见不断地来充实这部毛选。
静 火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注 释
〔1〕胡锦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2〕摘自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上的讲话》。
〔3〕茅于轼，极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对毛泽东和毛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一九九六年发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公开鼓吹：“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五。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4〕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确认：“第十六条：家庭及儿童之保护仍为国际社会所关怀。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联合国公布联大第2542号决议宣布：“第四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作为全体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和少年的成长和幸福所需的固有环境，应得到帮助和保护，以便它可以充分承担其在社会中的各种责任。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目和生育间隔的专有权。”
一九七四年有中国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人口政策应该与以下这些普遍现实相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妇女在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平等地位、对父母和儿童权利的尊重以及父母繁衍后代和自主、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的权利。”
〔5〕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全文如下：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大舞台上，“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已经落幕多年了。但是在生活的一些旮旮旯旯里，少数人有时还要掀起一点“文革”的余波微澜。
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人”，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
这散发着“文革”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在这次整党中，一接触到“文革”中的某些问题，有人就“剪不断，理还乱”了。他们拐弯抹角，千方百计，肯定当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搞“活人展览”以及比这更丑的恶行辩护。尽管作这种“表演”的只是极少数人，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参与搞“活人展览”之类恶行的人，除了打砸抢分子外，一般都未予查处（有些地方打砸抢分子也未查处）。这是考虑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不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也是为了给这些犯错误的人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时间。如果他们至今仍然坚持错误，有的甚至身居要职，被当作“接班人”加以培养，人们就有理由责问，这还有什么是非呢？这样的人究竟会是谁家的“接班人”？
这次整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
〔6〕《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至一九九九年全部完成，历时八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三次陆续出齐。一九九三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一九九六年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八百〇三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五百〇四篇，社会主义时期二百九十九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多卷本文献集，编入毛泽东建国后的以下三类文稿：（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二）经他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三）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其他文稿。这些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比较多的在党内或大或小范围印发过，还有一部分未曾印发过。其中包含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这部文献集，按时间顺序编辑，分册出版，全书共十三册。
〔8〕《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
〔9〕《毛泽东外交文选》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共一百六十篇。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是经中共中央批准撰写的毛泽东传的建国后部分，尽管其受翻案《决议》的约束，但披露的一些事实仍然有很高的价值。
〔11〕《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作者熊向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我党地下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服务”，曾担任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
〔12〕《毛泽东思想万岁》：是一九六八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种版本分为五卷，十六开本，全书超过二百万字，其中前两卷专门收录解放前的文献，以《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的文章为限；最重要的是建国之后的三卷，文献收录的时间跨度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八年，三卷近一千页，约一百三十万字。全书各卷于一九六八年陆续印行，主要在群众组织内部发行，封面上印有“内部资料·请勿外传”或“内部学习·不得外传”字样。